酷派去年发起超7000万专利侵权索赔,但想胜诉小米依然很难,一切只因为……

是时候把眼光从苹果和高通的专利之争收回来一点,分给国产品牌一点关注了!毕竟国产手机之间也有另外一场专利诉讼开展得如火如荼!

那就是——在去年一年对小米发出至少7件专利诉讼酷派,目前反被对手把1件涉案专利彻底“搞废”,2件“搞残”(即被全部无效和被部分无效了)!

虽然酷派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在人们视线中了,但是小米还是很红啊!

所以,各位看官不妨可以匀出一点空余时间,来了解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2018年年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出了一份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

该份决定书宣告了第200610034034.8号名为移动通信终端的协同方法及其界面系统的一项发明专利权全部无效。

据悉,该项专利权人为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也就是酷派手机品牌的创始者与开发商,该份无效宣告请求人,则是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而除了上述专利之外,小米还在去年4月对宇龙的其余两项专利发起了无效宣告请求。

之所以要采取这么辣手无情直击要害的举措,实际上也是小米为了自保而采取的反攻,说起来还是酷派“咄咄逼人”在先。

酷派和小米的专利之争开始于2018年年初。2018年1月26日,酷派发布公告称,宇龙通信以生产、销售产品侵害三项发明专利为由,已将小米通讯、小米科技、小米之家深圳第一分公司等小米关联公司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小米停止侵权行为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

此后,在去年整一年时间内,酷派针对小米公司至少发起了七件专利诉讼,而每件专利的索赔金额都在1000万元左右,1X7,也就是起码索赔7000万软妹币,使人怀疑是深陷危机的酷派某方面周转有问题所以想出来的新的“生财之道”吗?

但小米毕竟也不是吃素的主啊,为了不坐实“侵权嫌疑”怎么办呢?

答:那就直接把证据“搞掉”啊,把你认为我侵权的专利无效掉,你没了证据指证,我不就平安脱险了吗?

于是,2018年4月,小米通讯分别在9日、12日、28日,对所属宇龙通信的三项涉案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起无效宣告请求。

于是,我们在18年年末看到的结果便是,除了第200610034034.8号名为移动通信终端的协同方法及其界面系统的一项发明专利权全部无效外,根据专利复审委员会已经发布的决定书,宇龙通信的第201210250264.3号名为终端和应用程序的新事件的处理方法的发明专利,和第201210064396.7号名为终端和应用图标的管理方法的发明专利其专利权权均被判定部分无效。

也可以说,酷派搬起石头却砸向了自己的脚趾。

此外,宇龙这边在去年5月10日还以侵害第200610034036.7号名为多模移动通信终端通话记录界面系统的实现方法的发明专利为由,将小米等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了的。

而小米也照例对该专利提起了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已确定在今年1月8日也就是前天对此诉讼进行口头审理。

虽然目前结果还没出来,不过大家可以观望一下,毕竟如果再被无效掉,不仅索赔无望,还屡失专利,对于危机四伏的酷派可能不是什么好消息,马上要过年了,希望酷派也能挺过这波寒冬,不要受冻。


实际上,专利无效宣告制度虽然一直被关注,但多数时候只是被认为对整个专利授权制度具有纠错功能。而小米利用专利无效宣告,来使自己“脱困”的手法,虽然使很常见的操作,但也的确引发了另一层思考,那便是:

专利无效宣告制度的设立,到底是有什么目的或者说功能呢?

专利权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授予并公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认为该专利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公告的专利无效。

这便是专利无效宣告制度的含义。

专利权宣告无效的法律后果是被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而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一般来说,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有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宣告专利权部分无效和维持专利权有效这三种类型。

综上可见,专利无效宣告制度设立的本质,至少在我国专利制度中存在的本质,一开始是被认定主要是“为错误的专利授权而设置的一种纠正程序”的。但如果换作司法实践的眼光来看,专利无效宣告的程序设置、功能、效力则不仅仅只具有这一种价值了。

大量司法实践已经证明,专利无效宣告制度并非一项单纯的专利效力否定程序,而是一套具有多重功能的制度。


如果站在专利审查机关角度看待专利无效宣告制度,它是纠正专利审查机关的不当授权的有效途径。

因为专利审查依然是人工审查,依然需要进行人工检索现有技术来进行判断,而人工审查自然意味着审查人员作为一个个体,对于现有技术的获取能力、认知能力是有限限性的。

因此,这便为专利无效宣告制度存在提供了客观必要性——需要审查人员以外的人发挥对现有技术的获取、辨别能力,从而实现对不当授权的矫正,保护现有技术。

而如果站在公众或者说潜在的利害关系人的位置,既然专利无效宣告制度给予了全体公众作为请求人通过启动该程序来对不符合授权条件的专利进行否定的权利和机会,那么自然的,一旦有人为了防止自己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败诉,也是可以启动程序对专利有效性进行根本上的否定。

这便导致了长期以来,专利无效宣告制度的抗辩功能被突出发掘,很多被控专利侵权人利用其针对侵权诉讼的一种对抗措施。

虽然是合法抗辩,但是否被认为违背了专利无效宣告制度设立的初衷呢?从立法修改上我们可以觅见一些细节:

在2010年修订的《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其第72条第2款增加的部分,对无效宣告请求人的处分权予以了限制,明确了无效宣告程序的纠错功能不因当事人的处分而让位,而专利复审委员会能够依职权对专利权宣告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这可以被视为无效宣告程序纠错功能依然需要受到重视的体现。

然而除了抗辩功能之外,另一部分功能背后的问题或许才是亟需被解决的,那就是:专利权利人把专利无效宣告制度当作一种“防御”手段在运用。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合法的且具实用性的功能,即专利权可能存在某些瑕疵,而专利权人自身为避免该项专利被他人申请宣告全部无效,预先自己作出一定的修改并提出专利权部分无效宣告的申请,进而保护自己的权利。

站在专利权人角度来说,获得了专利授权后基于无效宣告请求是有进行有针对性修改的机会的,通过对已授权专利进行修改、对权利要求进行限定,可以让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更加明确,从而增强其稳定性。

因此在不少实用主义专利权人眼中,专利无效宣告也是一种合法工具。

但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现在的专利纠纷,往往是得到实施的专利由于实施中产生的经济利益才引发的。而对于这部分专利,我们应当看到,如何为增强其稳定性提供保障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另一方面,虽然专利权人可以通过合理利用专利无效宣告制度,确定一个更加稳定的专利权保护范围,但目前来说,它依然是有限的修改方式。

譬如为了防止其滥用该身份,恶意无效自有专利,损害其他社会公众利益,立法部门也有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对专利权人自行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规定了一定条件,如不扩大原保护范围、修改权利要求书的具体方式一般限于权利要求的删除、合并和技术方案的删除等。

这也可以视为我国专利无效宣告制度在设计上追求的某种利益平衡。而一旦从立法上增设专利授权后专门修改程序,则不必依赖专利无效宣告制度来实现权利稳定性保障。

总而言之,专利无效制度功能空间上的不断发掘,的确是其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具有实际意义的体现,因此,无论对专利权人还是对相关请求人而言,无效宣告程序都是法律提供的一种合法工具,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保证请求人对专利权有效性的挑战权,也保障专利权人对专利权稳定性的维护权。而双方都应当适当、有度地对其加以利用,不可滥用这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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