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是狭义之举还是盗贼之谋?

荆轲刺秦王是中国古代最经典的刺客故事,千古流传。公元前227年,秦国攻占赵国,俘虏赵王,大军直逼燕国边境。主持燕国国政的太子丹顿感唇亡齿寒,心急如焚,对于强大的秦国,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他最后决定采取最经济大胆的方式,派人前往秦国用刀胁迫秦王,逼迫秦王签订城下之盟,若不成直接杀死秦王,让天下大乱,取得喘息的机会。

太子丹为笼络荆轲承担刺杀大任,拜荆轲为上卿,大加赏赐,有一次荆轲应邀听美人弹琴,只是赞叹下弹琴美人的手生得好,太子丹就要立即将美女赐给他,荆轲推说只是欣赏美人的手而已,太子丹便命人砍掉美人的双手送给荆轲。

荆轲接受刺杀的任务,假意作为燕国使者向秦王投降,带上叛逃到燕国的秦国将领樊於期人头和燕国地图觐见秦王,将匕首藏在地图中,在摊开地图时拿匕首胁迫秦王。结局众所周知,胁迫不成功,秦王扯断了衣袖逃脱,拔剑斩断了荆轲的大腿,秦王的卫士将荆轲剁成肉泥。

反抗暴秦一直是古代的政治正确,对于汉朝,这甚至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所以荆轲被奉为英雄,司马迁在《史记》中给荆轲留下了三千多字的篇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言壮语千古传唱。荆轲刺秦王也是传统戏剧的经典蓝本,历代的文人墨客为歌颂这一壮举留下了无数的诗句。

然而,与民间的一边倒赞扬相反,历史上不少学者都对荆轲的行为不以为然。例如《资治通鉴》的编者司马光和《法言》的作者扬雄直接称荆轲刺秦王不过是盗贼之谋。

“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磬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僇,社稷为墟,不亦悲哉!”

“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扬子论之,以人离为蛛蝥之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荆轲,君子盗诸!”

对于司马光和扬雄的观点,笔者深以为然,刺杀秦王行为是否道义之举,暂且不论,我们只讨论下这种行为的价值。

即使荆轲胁迫成功了,以秦国历史上的守约表现,一纸协议根本挡不住秦国的铁蹄,毕竟张仪欺骗楚国,将承诺的六百里之地变成六里,秦王违约扣留楚王的事才不过二十多年,况且这次燕国派人用匕首胁迫秦王,秦国更有一万个理由毁约。此外,就算秦王被杀,以秦国当时的实力,不管谁上台,第一件事肯定是踏平燕国报仇雪恨。刺杀秦王这件事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让燕国万劫不复。可见太子丹鼠目寸光,也难怪干出砍断美人双手献给荆轲的残忍蠢事。

秦国发动战争,到处攻城略地,天下苦秦久矣。出于朴素的感情,秦王人人得而诛之,道义上荆轲或许值得同情,但理智地想一下,这种刺杀行为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根本不符合长远的利益。

荆轲刺秦王这个举动除了连累自己的七族亲人惨遭屠戮,加速燕国灭亡,给历代戏剧增加点素材之外,毫无意义。

对于强权和暴君,只要能够损害到他们,往往就能获得赞赏,不管是刺杀还是偷盗,有时候加上国家民族的利益,这些行为也因此变得神圣。但这些手段真的有用的吗?

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把话题转移到当今,即使美国霸权,任何通过非正常手段窃取美国技术的行为都是不值得赞扬的,无论这些行为以什么名义。先不说这种行为的道义性质,最关键的问题,这种行为的价值非常有限,长远利益上对国家反而有害。

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国家之间窃取技术的事件。法国的路易十四秘密招聘了威利斯的制镜工匠,给他们几倍的薪水,窃取了威利斯的制镜技术。美国也窃取过欧洲的产业技术,欧洲带走过中国的瓷器和茶叶技术。

但这些行为能够发挥的正面作用非常可疑。那时候的技术都相对简单,产业单一,在现代,产业的技术已经变得非常复杂,需要依靠大量的科研作为支撑,零星的技术对于国家来说价值不大。

如果对于个别企业,甚至个别员工的行为,贴上国家民族利益的标签,这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别人会无法区分企业和国家行为,在任何时候,有意无意地怀疑企业能够成为国家的工具,从长远来说,不利于企业的全球化发展。

如果有企业窃取技术,不管出于什么利益,都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这样的企业越多,国际上的警惕就会越多,如果民众还以国家的利益为由觉得这些行为并不可耻,这该多可怕啊。

有人觉得日本非常怂,任由美国打压,可是日本尊重知识产权的态度还是获得全世界认可的,日本企业在全世界也如鱼得水。我们与日本的技术差距可不是一点点,企业也远不如日企发展的程度,怎么还能理直气壮地嘲笑日本?

对于窃取技术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事实更加重要,不尊重知识产权,不管以何种名义都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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