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翟天临事件谈集体行动的逻辑《五分钟经济学90》

提要

翟天临之所以能够在很长时间内维持自己的学霸演员人设,是三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即“公共品效应”、“公共地悲剧”和“反公共地悲剧”,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

上篇文章已经提到,就像小说《尤利西斯》通过描述几个人一天的所经所历而透视整个社会一样,翟天临事件也为经济学透视社会现象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需要强调,本号无意于扒八卦,而是通过各种案例,阐释经济学在现实中的应用。

但是,既然这是一个一沙一世界的机会,我们也就权做方便而继续蹭热点,今天将从翟天临事件看集体行动的逻辑(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

这里面牵涉到三种极其重要的经济机制:公共品效应(Publicgoodeffect);公共地悲剧(thetragedyofthecommons);反公共地悲剧(thetragedyoftheanti-commons)

翟天临事件上次已经有所交代,现在来介绍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个术语至少可以追溯到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的同名经典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

顾名思义,这本书旨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集体行动所面临的各种协调难题。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当然包括奥尔森的洞见,但应该说比他讨论的范围更广。

首先看“公共品效应”。

对于任何社会而言,总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许多人集体行动,比如才能提供必不可少的各种“公共品”(publicgood)。

在宏观层面,人们经常说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不论是保家卫国、修建道路,还是构建和谐的社会规范,诸如此类的公共品都是需要许多人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

而从微观层面看,任何组织内部,不论是一个商业公司,还是一个政府组织,乃至于一个学生宿舍以及核心家庭,也都会牵涉到旨在提供“公共品”的集体行动。

尽管公共品的好处显而易见,但私人提供公共品却有一个极大的“激励难题”,即每个人都希望“搭便车”(free-riding)。

每个父母都知道保家卫国是重要的,但却宁愿别人的儿子捐躯沙场,而让自己的儿子在家传宗接代。

公司有竞争力对每个员工都有好处,但每个员工都想让别人努力工作而让自己喝咖啡聊天,或者希望别人惹人制止偷懒行为而自己充当人畜无害的和事佬。

搞好宿舍卫生对每个学生都有好处,但最好是让别人扫地而自己刷微信聊天,至于不太守规矩的室友,最好是让另外一个室友去招惹和规范他吧。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公共品效应,是因为提供公共品的好处是大家共享的,而成本则是自个儿独自承担的。

正是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性,导致了私人提供公共品通常是不足的。由公共品效应的形成逻辑,立即可以得到一个推论:

组织成员越多,则公共品效应越严重。

因为给定个人提供公共品的成本保持不变,分享成功的人越多,提供者能够分享的比例就越小。即便抛开家庭成员之间的“利他主义”,但从成员的多少,就可以解释为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率要远远高于“上工慢腾腾,干活瞎糊弄,放工一呼隆”的人民公社了。

面对公共品效应,人们当然会寻求解决办法。

一种至关重要和极其普遍的办法是国家出面,对每个公民强制性征税,然后以税收收入提供为维持社会运行或者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的公共品,如国防、基础设施等等。

第二种办法当然是集体内部通过监督、激励等各种手段对成员之间的行动进行“协调”。之前,我们已经从委托代理角度出发,深入分析了企业内部的监督问题,并阐释如何设计合适的“胡萝卜加大棒”机制。

但无论如何,人多嘴杂,一人一个想法,一个组织的人越多,其内部关系就越难协调,因而公共品效应就会越严重。

奥尔森将这个逻辑进行了进一步推演,认为行动上协调一致的小团体(team)往往会战胜一个组织上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group)。这就是奥尔森所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

不妨将翟天临和他的天乙贵人们看作一个小团队,不论是因为世交或者各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各种关系,他们之间的协调成本很低,行动可以达到高度一致。

反观广大的苦读学子,尽管即便他们之前早就风闻翟天临们的广大神通,却因为信息上严重不对称、地理上天南地北、专业上五花八门而很难协调行动,因而可以称之为政治学中所谓的“乌合之众”。

翟天临一路绿灯的历史表明,至少在他演员学霸的人设坍塌之前,乌合之众是完败无疑的。至于翟天临们为何突然被吊打,以后找机会再讲。

原因就在于奥尔森所谓的集体行动的难题:单个人跳出来维护学术声誉,好处是大家共享的,成本却是自个儿完全承担的。

所以,每个人希望“沉默是金”,希望别人跳出来维护声誉,自个儿“蒙声发大财”。挑头维护集体声誉者所承担的成本,不光是由此所需要耗费的时间成本,更重要的是可能会遭到“挨打者”反噬一口,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击报复。

其次看“公共地悲剧”。

按照原本的定义,所谓“公共地悲剧”就是一旦太多人有权使用某种公共资源,就会导致这种公共资源被滥用或者过度开发。典型的例子是公共草场的过度放牧,公共渔场的过度捕捞,公共河流的过度污染。

以过度放牧解释背后的机理。

既然是公共牧场,这就意味着每家牧民都是可以自由在上面放牧的,也即意味着每家牧民都是无法阻止其他牧民在上面放牧的。

虽然每家牧民都知道,过度放牧会导致草场退化,而一旦草场退化,大家就会一起玩完,但他们都会这样算计:如果我不在上面放牧,别人也会在上面放牧;所以,与其让别人放牧导致仓草场退化,还不如我到上面放牧导致草场退化,这样在草场退化之前我还能多的一点点好处。

不难理解,学术声誉就是这样一个“公共地”。

这里面“私相授受”卖文凭的小团体,就好像过度放牧的牧民一样,他们当然知道“卖文凭”是会损害学术声誉的,但这个坏处是大家一起承担的,摊销到自己头上微乎其微,而由此而来的好处却是他们一小撮人所享有的。孰轻孰重,小团队们一定算的很清楚。

进一步,既然公共牧场能孕育一个个不惜过度放牧的牧民,那么,学术公共地也会孕育出一大群行动高度协调一致的“一小撮人”。

他们争先恐后地、“私相授受”地卖文凭,其结果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老鼠赛式的文凭贬值和文凭升级。一开始卖大专文凭,后来卖本科文凭,再后来卖硕士文凭,再后来卖博士文凭。

按道理,卖博士文凭就算是卖到头了,但没关系,博士之后不还有博士后吗?所以,博士后(post-doctor)入住资格也就被当作“超博士”(super-doctor)文凭来卖了。

事已至此,人设坍塌的翟天临估计觉得自己很冤屈,也很纳闷,认为不合格的博士那么多,为何偏偏把他给提溜出来批斗示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此心灵鸡汤专家可能会给大家这样补营养:人狂没好事,狗狂挨砖头,凡事要低调,低调,再低调,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鸡汤当然是很好喝的。的确,如果翟天临悄无声音地揣着自己博士文凭和博士后入站通知书,就像葛朗台看看钱就能得到极大的精神满足,那他真的不会摊上大事。

既然别人不知道他是博士或者博士后,自然也就不会刺伤那些为写文章而近乎“聪明绝顶”的寒窗学子们的脆弱小心灵,他们也就不会群起而攻之了。

但鸡汤无用乃至有毒也是一个颠破不灭的定律。

鸡汤之所以无用,是因为翟天临本来就不会喝。既然翟天临已经决定塑造自己学霸演员的人设,不嘚瑟、不晒自己的博士文凭、不晒自己的博士后入站通知书,怎么显示自己不但是演员,还是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超级学霸?

鸡汤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它混淆了社会的是非。这就好比老鼠给汤里面拉了一泡屎,鸡汤专家不是号召大家去灭鼠,而是要大家去教育老鼠,让他悄悄在自己洞里面拉屎,而不要嘚瑟着偏要拉到大家的汤里面。

再看“反公共地悲剧”。

从学术角度看,“反公共地悲剧”与“公共地悲剧”一样,都是某种权力被滥用的结果。

“公共地悲剧”说的是,“使用权”被滥用会导致公共资源的“过度开发”,而“反公共地悲剧”说的则是,如果太多人对某种公共资源的使用持有“排斥权”,最终将会导致这种公共资源开发不足。

前面我们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斯芬克斯之谜,其中从“反公共地悲剧”的角度,详细地讨论了政治企业家在“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大致的思路是,市场企业家要开办一个企业,就必须得到许多主管部门的“公章”,有了某个部门的公章不足以成事,但缺乏任何一个都会导致企业家是“非法经营”。、

这意味着,企业家要开办企业,就必须“敲定”每个公章,或者说“搞定”每个公章的掌管者。一旦公章掌管者们是“非合作博弈”的,他们就都会过度征收加盖公章的“印泥费”。

进一步,一旦掌管公章者人数很多或者不知道有多少,市场企业家都会因为难以承受的“印泥费”而彻底打消办企业的想法。

但这时候,如果市场企业家遇到了政治企业家,招商引资变成了“一把手项目”,那么,不用市场企业家出面,“一把手”作为政治企业家就会出手搞定所有的公章;不但如此,那些本来习惯于索要“印泥费”的公章掌管者不仅不再提“印泥费”的事儿,还会对市场企业家开办企业提供各种方便之门。

万事一理。对比翟天临事件,我们可以翟天临的导师们看作“政治企业家”,翟天临本人则是其导师们“招商引资”的“一把手项目”,而其他许多授课老师则像是那些掌管公章的人。

翟天临要拿到博士学位,就必须选修各种必修课并通过考试,缺了哪门课,或者哪门课挂科了,他都无法拿到演员学霸人设所必需的各种文凭。按照“反公共地悲剧”的逻辑,这些人只要有一个人不高抬贵手,翟天临就彻底悲剧了,或者会看起来应该是避免悲剧了。

按道理,这种层层把关的机制是多重保险,应该不至于如此放水。这种因为集体行动协调成功而失败的原因,与招商引资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一旦翟天临变成了其导师们的“一把手项目”,则翟天临项目的成败就不单是翟天临自己的事情了,而是变成了其导师们与翟天临“荣辱与共”的事情了。

所以,引进翟天临项目的引进者们就很有积极性去搞定那些本来可以对翟天临项目实施“一票否决”的“公章”持有者了;进一步,考虑到他们是“一把手”,只要有积极性去搞定,一般而言也就定然可以搞得定。

这样,我们就从“一把手项目”的角度,说明本来不符合立项资质的翟天临项目为何能够一路绿灯直至娱乐至死。

翟天临之所以能够在很长时间内维持自己的学霸演员人设,就是因为上述三种集体行动的逻辑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

第一,学术声誉乃是一个“公共地”,有很多小团体都可以通过“私相授受”“卖文凭”来肆意开发这个公共地,好处是小团体的,而成本则是“乌合之众”承担的。

第二,获得文凭本来有层层关卡,而由此导致的“反公共悲剧”实际上是“学术声誉的喜剧”;但一旦“卖文凭”变成“一把手”们的“招商引资”项目,面对“一把手”的行政威严,只能是“层层关卡次第开”,于是“学术声誉的喜剧”就真的变成了“悲剧”。

最后,在监督文凭的私相授受上,大量秉灯苦读者们实际上就是“乌合之众”,每个人都知道维护学术声誉很重要,但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跳出来,而自己坐享其成。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此挖掘下去,既然有不合格的博士,就会有不合格的教授。碰巧,之前我在公众号上分析过一个有趣的案例,说的是某位大神大摇大摆冒充了很长时间的北大教授。

当然,时间一长,大尾巴狼总会露馅,假教授终于回到自己假教授的身份了。有兴趣的,可以参见之前的文章《真教授还是假教授?》。一句话,长期来看,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老老实实做人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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