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多宝到江小白……众多企业商标之争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我想对你说:

说到底,还是国内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对市场研究不彻底,国内对商标保护的法律环境不健全而造成的。

 

近年来,商标之争成为中国品牌前行所常常面临的“历史遗留问题”。

从王老吉加多宝之争、到去年的南北露露之争,再到昨天发酵的江小白商标、专利归属之争,商标和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的争议,几乎成为了悬在众多知名公司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从诸多案例来看,如果无法处理好这一关系,往往容易成为公司前行发展的巨大阻碍。

从诸多品牌之争中我们可以看出,品牌初创之时,品牌所有人和实际运营商早期签署的合作协议,通常不能预料到市场形势、竞争环境和法律政策的变化,品牌产生的商业利益也往往会大大超出双方预期。但双方常常会过度沉浸于合作的深化和做大蛋糕,而忽视了合作过程中彼此心态的变化、博弈力量的此消彼长、控制力的强弱和各自对于利益分配的重新考量。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因为对于一系列潜在矛盾的回避,会使双方分歧持续恶化,当遇到合作期限临近届满或其他突发事件时,矛盾就会爆发。

纠纷的底层

我们以昨天爆发的江小白为例。

根据现有裁判文书及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5月30日,江津酒厂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认为,江津酒厂提交的证据显示,新蓝图公司、江小白公司是江津酒厂的经销商,二者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新蓝图公司与江小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石泉曾与江津酒厂有关于设计稿的邮件往来,其对江津酒厂的“江小白”商标理应知晓。虽诉争商标未以江小白公司名义申请注册,但未经江津酒厂授权,新蓝图公司申请注册与江津酒厂的商标高度相近的诉争商标具有明显恶意。

根据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商标评审委员会最终裁定“江小白”商标无效。

江小白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于2017年2月20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通知江津酒厂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于2017年6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法院认为,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江小白”商标并非江津酒厂的商标,新蓝图公司对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并未侵害江津酒厂的合法权益,未构成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第十五条之情形。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被诉裁定的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审查结论错误。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江小白”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要求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裁定。

商标评审委员会和江津酒厂不服一审判决结果,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来看,诉争商标虽由格尚公司申请注册,但诉争商标在申请注册过程中就由格尚公司转让至新蓝图公司,而新蓝图公司又系江津酒厂的经销商,新蓝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石泉曾与江津酒厂存在关于“江小白”品牌设计稿的邮件往来,其对江津酒厂“江小白”商标理应知晓。江津区糖酒有限责任公司与新蓝图公司2012年2月20日签订的《定制产品销售合同》并未约定商标等知识产权的归属。

此外,江津酒厂提交的销售合同以及产品出货单、货物运输协议等证据表明,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江津酒厂已经为实际使用“江小白”作准备,并已经实际在先使用“江小白”品牌。商标评审委员会与江津酒厂上诉理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江小白公司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行初1213号行政判决;驳回江小白公司的诉讼请求。

就在30日晚间,江小白酒业对外发布“关于‘江小白’商标的声明”。

3月30日晚间,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发表声明称,2011年以来公司在中国已经注册百余件“江小白”商标,依法可继续使用,所有江小白产品均正常销售。暂时无效商标仅为公司名下注册的10325554号商标。

法律人士则认为,此次江小白商标被宣告无效,还有补救之道。江小白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如果再审成功,依然可以翻盘。接到判决通知后,江小白公司已经决定提起再审申请。

回归商业意图

目前来看,单纯的法律诉讼并不是解决双方问题的最佳方式,双方讼争耗时耗力、很有可能给同类竞争品牌提供了市场机会,长期下去将会两败俱伤。所以,争议双方应该保持最基本的决策理性,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纠纷。

首先,应当通过法律手段明确双方投资合作协议的初始内容、真实意愿和各自的权利义务,请求司法机关对约定不明之处予以解释、补充和确认。其次,双方应当以司法裁判结果为出发点,重新考量后续合作中的成本收益、竞争环境以及利益分配等问题,从而降低市场损耗,使商业利益最大化,客观上也给消费者带来福祉。

法律诉讼只能解决历史问题,在此基础之上的商业谈判,才能解决未来问题。运营商应当尊重品牌商的所有者权益,品牌商也应当看到运营商的历史贡献和对市场的实际控制力,充分估计到替换成本和市场重置成本,只要双方能够求同存异、精诚合作、实事求是,自然就能探索出解决问题的智慧。

事实上,商业过程的成本收益,有些是看得见的,有些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成本收益往往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显现,这就要求决策者具备商业大智慧,这是对中国企业的最大启示。

不完全的合同

有的法律经济学者已经认识到,商业实践中签署的合同文件,其实是一个不完全的合同,再完美的合同都是有遗漏的。这不仅因为语言表达天然是有局限的,合同双方没有办法把全部商业意图写入合同中,有些隐性条款、默示条款,会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逐渐产生和深化;信息一开始也是模糊的,商业合作是连续的、动态的、变化的,对商业合作真实过程的透彻理解,是摆在企业家和法律家面前的首要问题,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在商业实践中以更大的智慧来面临这一些挑战,也要求站在企业家身后的法律家更加务实理性。

我国的商事立法,目前还处于静态认知阶段,忽略了商业运行中的动态变化问题。商事主体在动态商业变化中产生的权益如何归属,目前法律规定不是很明确,灰度太大,大多交由当事人进行约定,但是当事人没有约定怎么办呢?事实上没有约定的情况还不少见,没有约定产生了争议,当事人不知如何处理,司法机关也很难裁判。例如在品牌所有人和品牌运营商之间、厂商和经营商之间,商业合作是复杂多变的,双方历史合作的过程中会沉淀下来很多商业权益,比如商誉的积累、渠道网络、分销资源、核心团队以及其他对品牌继续经营有着重大影响的关键要素。这些商业权益有些可以在法律上明确界定,有些难以在现有法律中进行归类,但是在具体商业实践中却有重大意义。

这就要求立法应当深入到商业实践中,对一些频繁发生的共性问题进行研究总结,作出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或者产生司法判例。江小白、王老吉、南北露露的品牌商标之争,更加凸显了这种现实紧迫性,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余年,类似的品牌纷争还会不断地发生,我们希望立法部门和司法机构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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