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不确定性下的义利观

《5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发七弦琴国家平台专家寇宗来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五分钟,你或许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经济学智慧。

提要:不确定性意味着,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面临不确定性,只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谋何事,如何谋,却取决于义利观。

经常问别人一个问题:回顾过去,你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那些事情,到底是有意而为之的,还是随机发生的?

结果很好玩,绝大多数人稍加思索,都会说是随机决定的;聊得嗨的话,他们还会以切身经历,给出一些鲜活的例证。

个体层面,犹如布朗运动的人生轨迹,很难说有什么确定的规律存在。在难以预料的随机冲击下,无数的个体,生如夏花,落若秋叶,构成了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

于是乎,统计规律悄然登场。倘若说神秘主义旨在探究谁是“上帝的选民”,统计规律则在于探究谁更有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

正如大物理学家马赫所言,科学与信仰,并不矛盾。将所有的现象视为一个集合,有科学可以解释的,有科学不可以解释的;可以解释的归于科学,不可以解释的归于信仰。科学与信仰结合起来,才可以构成一个完全集。

实际上,科学亦可以视为一种信仰。著名的大师疑惑:这个世界居然是有规律的?!世界按照某种法则运行,谁可以保证这一点?似乎谁都不能保证这一点。

所以,认为世间万物遵循规律,这本质上就是一种信仰。正是在这种信仰的支撑下,各种科学家才孜孜以求,探求他们所希冀发现的自然规律或者社会规律。但如果没有这种规律,这些孜孜以求的努力,统统可以称之为“煮沙成饭”。

主流经济学强调理性,假设人们都是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最优化选择。在这种理性分析框架下,给定目标和约束条件,剩下的工作就是机械的优化运算,然后得出“无关道德”的理性结论。也正因如此,经济学变成了一个“沉闷的科学”(a dismal science)。

五常先生一直强调,经济学学的本质在于解释,而非指导实践。的确,许多经济学家对现实做出大胆预测,基本上都被啪啪啪无情打脸。

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马云先生说得更精彩,更有说服力。他断言,“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家作为决策者,千万不可以听经济学家的建议;逆之者昌,顺之者亡!经济学家,名为专家,实为“砖家”。他们只关注历史的数字,对于未来几无赖以借鉴的洞见。果真如此,岂不悲夫?

当然,事情并非全然如此。

一方面,人们做事并非如此理性,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时常会影响个人决策,甚至主导社会运行;

另一方面,经济学并非如此沉闷,也并非止于解释,因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行动的科学,一如阳明先生所倡导的那样,必须追求“知行合一”。

居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日益失去指导意义,是因为它采取了非理性的超级理性假设(irrational rationality)。而这种超级理性假设的本质,是忽视了人类认知和运算能力的本征约束。

需要说明,我们的大脑里面,参与决策行为的神经元,实际上也就两百多万个;而你每天摄入的能量,大概也就是几千个卡路里。

即便假设你的神经元超级发达,但能量守恒,你的算力必然受制于你的大脑的能量极限。实际上,给定你的机体的散热性能,运算太快,耗能太大,你大概就会“头脑发热”,离见上帝就不远了。

由是观之,我们所面临的约束,不光包括通常所谓的预算约束,即你口袋里面有多少钱,还包括时间约束、信息约束和有限理性的约束。对于任何当下的决策,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信息,也没有充分的算力来处理已经收集到的信息。

所以,我们的每一次决策,不但是风险决策,更是不确定性决策。

风险决策的含义是,你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正因如此,许多情况下,你可以通过多元化“投资”,将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面,借此来分散或者化解风险。

而不确定性决策的本质是,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正因如此,不确定性是一种个理性无解的困境。

伟大的企业家的过人之处,就是面对不确定性,可以直觉性地找到最为正确的解决之道。这种直觉,有后天养成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天赋异禀。

也正因如此,即便是理性的分析框架,也必须向非理性展示足够的尊崇。新近过世的经济学大师,阿蒙·阿尔钦就是从“运气”角度论证了“演化理性”。

设想有人想西天取经,长途跋涉到了三岔路口。佛陀掷筛子,规定向左是通往拔舌地狱,向右是通往极乐世界。取经人当然不知道佛陀掷骰子的结果,面对三叉路口只能二博一。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选左的人去了拔舌地狱,选右的人进了极乐世界。然后,无尽的信众,对选左的取经人轻蔑嘲笑,而对选右的取经人作礼围绕。殊不知,一念生是魔,一念灭是佛;选左选右,所有差别,全在一念之间。

但是,抛开这种终极的随机的天命因素,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决策,还是有章可循的理性决策,即在约束下情况下的最优化选择。或者更弱的表述是,我们试图追求理性决策,即如果时光倒流,面临相同的情况,我们会做出一致的选择。

这时候,只要智商没有大的区别,人与人的决策差异,以及最终的绩效差异,将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目标函数,即他们想要什么,想成就什么。

无数的现实经验表明,一个人的成就高低,首先是要做对的事情,然后再是把是把事情做对。前者是目标,是方向,是战略;后者是约束,是执行,是战术。

战略与战术当然是相辅相成的,即便是好的战略,如果战术实施得很烂,估计也很难取得好的结果。

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强调,两相比较,战略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而战术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

因为只要方向正确,哪怕跑得慢一点,终究也是在进步的。如此日积月累,复利定律的威力极其可观。巴菲特之所以伟大,不是他每次投资都赚钱,而是他能够持续赚钱。

反之,一旦方向错了,跑的越快,努力越多,离目标越远。如此日积月累,复利定律的威力将极其惨烈。中国古人的寓言故事,南辕北辙,就是生动地讲了这个道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面对不确定性,如何才能选择“正确”的方向?

如前所言,这必然有运气成分在里面,但从行动的角度看,却主要取决于个人的价值选择。

大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中的观点是,激情是道,理性为径,即一个人做什么,主要取决于他的激情(passion),余下的事情则是由理性(reason)来完成。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明白,为何在《论语》中孔夫子要不厌其烦地讲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不器,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孔夫子之所以认为“贤哉回也”,是因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同样地,亚圣孟夫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并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种义利观,看似说教,实则贯穿了中国上千年的整个儒家传统。

重利轻义,为蝇头小利而卖友求荣者,是为小人;重利轻义,为家国天下而鞠躬尽瘁者,是为君子。

尊严(dignity)刻画的是一种最为特殊的义利关系。诚如康德所言,尊严乃是人之为人的至上原则,是任何身外之物都无法兑换的品格,也即可以为之而死的那种东西。

文天祥身陷囹圄,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笔,展现的就是尊严。

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一个人的品格高低,本质上取决义与利之间的折换关系。

不妨设想,每个人都有一条包含义和利两个维度的效用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这条线的整体水平,代表了这个人的整体层次。

而在这条线的每一个点,都有一个义利转换系数。这个转换系数越高,则表明这个人品格越高。

但必须强调,通常情况下,即便同一个人,至于不同情景之下,其所展现的义利转换系数并非恒定不变。

的确,按照边际递减规律,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的不同点,由于义和利的稀缺性不同,其所对应的义利转换系数也是不同的。

管仲所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本质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前面提到的尊严,则是对应于所谓的“字典式排序”的义利效应函数,其中义与利不存在任何的兑换关系。

现代经济学对于利益和福利的讨论,似乎超越了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而这一点,最显著地体现为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所阐释的“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原理。

斯密认为,尽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面对市场竞争,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导着,将稀缺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并最终达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面包师之所以为其他人烘烤面包,不是出于他要填报他人肚皮的仁慈,而是希望借此赚到自己养家糊口的生计。但是,面对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只有他的面包比别人烤得更好更香,他才能争取到客户,进而赚到他自己养家糊口的生计。

同样地,理发师也不是因为看着别人的发型难看而给别人理发,而是因为只有给他人提供好的服务,他才能借此赚到养家糊口的生计。

如此一来,尽管每个人是都是自私自利的,但只有在满足别人的同时,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私利,而从整个社会来看,这最终就会促成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至善状态。自由市场竞争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个结论也被称为“福利学第一定理”。

斯密所讨论的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与理想的偏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有些人的自私自利,真的是“损人利己”的,即某些活动,虽然具有显著的私人价值,却并不创造对应的社会价值。

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分析“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生产性的(productive);非生产性的(unproductive);破坏性的(destructive)。

从这个角度看,福利学第一定理实际上隐含着至关重要的前提,即人们的行为必须是“生产性”的,但这个前提是否真的成立,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不少人的行为是“非生产性”的,他们努力的本质在于分割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因而这种非生产性努力也被称为“寻租活动”(rent seeking)。

典型的例子是游说政府获取行政特许,并由此享受巨大的垄断利润。与并不创造社会价值的寻租活动相比,更差的是破坏性的逐利活动。

与寻租活动类似,破坏性努力的本质也是在于分割蛋糕,而不同之处则是分割蛋糕导致蛋糕分量大幅下降。

典型的例子是,某些手握权柄者为了一己私利而仓促上马没有任何可行性或社会价值的重大项目。

异曲同工,古代的朋党之争之所以被人深恶痛绝,就是因为他们做事的原则不是基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举直错枉,而是基于门户之见予以褒贬:属于我的阵营的人,不管对错都支持;不属于我的阵营的人,不管对错都反对。

这样就导致了两种形式的社会效率损失:

一是去真错误。因为敌对阵营的强烈反对,有能力的人而得不到擢拔,有社会价值的项目得不到实施;

二是取伪错误。敌对阵营鹬蚌相争、相互掣肘的结果,就是平庸无能者才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最佳方案”。

《资治通鉴》开篇论述了智伯暴死、三家分晋的故事,此后司马温公借此对德与才的关系做了极其精辟的论述。这段话比较长,但很容易懂,直接摘录如下: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简单的阐释:考虑人有两个维度,一是德行有高下,二是能力有强弱。

由此,就可以将人分为四类,德才兼备,是为圣人;德胜于才,是为君子;才胜于德,是为小人;德才皆无,是为愚人。

在温公看来,圣人不可求,而能做到、识别和任用君子是不错了,因为他们主要从事的都是“生产性的”活动;愚人不足道,而避免、识别和防止小人则是防止礼乐崩坏的最紧要的事情了。

而至于如何判断,《通鉴》中魏文侯与李克的对话给出了非常深刻的阐释。文侯要决定选人做相,但在魏成和翟璜之之间举棋不定。再三要求之下,李克给出了判断标准:

“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第二,有些活动虽则有显著的社会价值,却难以产生显著的私人价值。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本征的挑战来自于期限错配:虽然社会价值是在当下就实现的,而私人价值却在未来才有可能实现。

面对期限错配,不可期望每个人都持有雷锋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实际上,从长远的角度看,只有利人利己才是真正可以可持续的;或者说,倘若没有利己作为支撑,利人的意愿再强,最终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廉价善意。

从辨证的角度看,最有看头的是期限错配蕴含的危与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介入时机选择。

亢龙有悔,盛极而衰,大家都看到的机会,大多不是机会而是陷阱;这时候再介入,即便不是成为击鼓传花的终极接盘侠,最好也就是吃点别人饕餮大餐之后剩下的残羹冷炙。

子夜星辰,阴极阳生,寂寞沙洲冷。过早的介入,往往就会沦为后来者把酒凭吊的“成功之母”。中国漫长历史的王朝更迭,对此提供了绝佳的例证。一将功成万骨枯。多少次农民起义,首先揭竿而起的,似乎没有一个笑到最后而荣登九五之尊的。

任何革命抑或改革,都必然牵涉到旧实势力摧毁与新势力的成长。最为机警的创业者,必然是伺机而动的。他们对时机的选择,抑或时机对他们的垂青,总是恰到好处的。

他们的介入时机,不会太早,因而不会成为旧势力反扑的炮灰;也不会太晚,因而可以踩着先驱的尸体,一路冲锋,直至摘取最大的胜利果实。

这些机警的创业者异于常人的特质,是他们无与伦比的大格局。而所谓的大格局,套用伊瑟雷尔·柯兹纳对创业精神的阐释,就是可以看到那些时机已经成熟,但却被常人所忽视的巨大“套利机会”。

二十年前马云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大胆预期,就是展现了这种格局。中国奇高的物流成本和商业成本,在别人眼中是随口抱怨的障碍,但在马云的眼中,“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则是最大的商机。

来源:来谈经济

作者:寇宗来

编辑:华发七弦琴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华发七弦琴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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