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病毒,国家

《5分钟经济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发七弦琴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平台专家寇宗来推出的经济学系列作品,旨在用通俗的语言、丰富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五分钟,你或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经济学智慧。

马,病毒,国家,将这三个名词放在一起,颇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

但本文分析将表明,以这三个名词为线索,或可梳理出人类社会演化、国家的疆域大小以及治理方式的基本逻辑。

一、马的驯服扩大了国家规模

走出非洲之后,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和繁衍,不再是简单地适应自然,也开始前所未有地征服自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危险的狼虫虎豹,以及人类内部的自相残杀,只有强者才能存活并壮大起来。

但没有翅膀,没有利齿的人类,如何才能成为强者呢?

答案自然在于人类具有最强大脑,不但可以创造和使用工具,所谓“君子善假于物也”,而且能够构建强大的社会组织,形成“人多力量大”的团队优势,而国家可以看作各种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

与许多动物相比,人类速度缓慢,耐力有限,单靠自己的双腿行走和奔跑,所能占有的自然资源将非常有限,所能实现的治理效率也会非常低下。但对马的驯服,以及马镫、弓箭等一系列相关创新,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由此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治理方式。

以国家为例,可以发现马的驯服其中至少会通过如下几种渠道扩大国家规模:

第一,可以让人类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分工和贸易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由此所产生的社会剩余会造就一大批“有闲阶级”。他们不但会通过研发活动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还会“劳心者治人”,改进社会治理效率,并扩大国家规模。

第二,可以让人类在更大空间范围内集中资源并提供各种公共品,其最终结果都会扩大国家规模。首先是“做大蛋糕”的生产性公共品,比如修建道路、水利设施等都会提高社会生产力。其次是“分割蛋糕”的分配性公共品,比如加强国防力量,既可以掠夺别人,也可以防止被别人掠夺,而这种公共品供给越多,国家越是强大,或者需要更加强大才能存活下来。

第三,可以让人类对更大范围的各种突然事件作出更加及时的反应,而这是维护国家稳定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国家疆域边界都是建立在“征服”与“臣服”基础之上的,而征服的方式,即便在某些时候以文化等“软实力”方式实现的,但最终都必然是以军事的“硬实力”为后盾的。维护统一国家有两种基本的挑战,一种是外患,一种是内乱。但不论是哪一种挑战,只有中央政府能够对其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国家才有可能维持统一。而马的驯服,可以让中央政府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

二、马的驯服扩大了疾病传播

疾病传播对于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比如,按照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以及人地比例剧减,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以蒸汽机等为代表的人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

一旦马的驯服可以让人类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活动,来源于不同地方的疾病也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扩散。由此,我们为理解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就多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他们打通了欧亚大陆各个国家的疾病库。

诚如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所刻画的,每一次严重疾病的广泛传播都是一个自然选择过程。短期内,某种疾病可能会导致某个地方人口锐减,但通常都会有一部分会因为产生抗体而存活下来;进一步,一旦总人口和人地比例锐减,存活者的生存空间扩大,因而随着时间推移,总人口又会慢慢恢复。

我们相信,在漫长的演进历史中,欧亚大陆的人类一定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自然选择过程,其结果是存活和繁衍下来的人,将是“百毒不侵”的。

从病毒角度,我们似乎可以为美洲印第安人在很短时间内几近灭种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尽管很多人认为是白人的屠杀导致了印第安人几近灭种,但在我们看来,这种解释很难完全令人信服。在那么短时间一个一个地屠杀那么多人,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但从疾病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逻辑上就更加可信。

第一个基本的特征事实是,随着冰河期结束,本来属于陆地的白令海峡变成了海峡,而这彻底地阻断了美洲大陆印第安人与欧亚大陆人的病毒交换。这意味着,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之后,印第安人不再具有对欧亚大陆人疾病的抗体,而欧亚大陆人也同样不具有对印第安人疾病的抗体。

第二个基本的特征事实是,在欧洲人到达新大陆之前,美洲大陆是没有马的。这样,根据前面的分析立即可以推得如下几个结论:首先,印第安人所建立的国家,不论是墨西哥的阿兹特克,还是秘鲁的印加帝国,其疆域范围都与欧亚国家不可同时而语;其次,印第安人的疾病库是比较分散的,没有像欧亚大陆那样高度联通。

结合上述两个特征事实,我们就会发现,欧洲人一批批踏上美洲大陆给印第安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首先,对印第安人来说,每个欧洲人实际上都是一个携带各种生物病毒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注意到,疾病传播类似于链式反应,一个感染者可以造成更多感染者,更多的感染者可以造成更多更多的感染者。

其次,印第安人和欧洲人之间疾病传播所造成的伤害是不对称的。原因很简单,每次只有少量的欧洲人登陆美洲大陆,所以,即便早期殖民者因为无法抵抗美洲的病毒而死亡,仍然会有更多的欧洲人前赴后继、源源不断地到达美洲大陆。也就是说,这种不知不觉的生物战是发生在美洲大陆上的,而非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

再次,欧洲人源源不断地达到美洲,使得美洲人没有足够的时间从病毒侵袭中“休养生息”,并从人地比率下降中回复原有的人口数量。进一步,一旦印第安人从欧洲人那里学会了骑马,这看起来会加强他们抵抗欧洲人的战斗能力,但从病毒角度来看,这实际上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灾难。因为这不但扩大了欧洲病毒的扩散范围,而且提高了欧洲病毒的扩散速度,其结果都是印第安人更难有恢复人口的“休养生息”时间。

最后,印第安人国家规模和治理能力的低下,使他们很难抵抗欧洲人的进攻。这样,印第安人的悲剧就是,能够扛过天花的,可能抗不过霍乱;既能扛过天花又能扛过霍乱的少数人,却再也难逃欧洲人的屠杀。

来源:来谈经济

作者:寇宗来

编辑:华发七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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