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尼? | 专利成为敲诈勒索公司IPO的手段了?

按照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发行人不得有下列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针对IPO的敲诈勒索便是其中的典型现象之一。敲诈方往往通过挖掘拟上市公司在财务、法律等方面的漏洞,以举报或曝光等方式威胁公司,索要巨额“封口费”或“和解费”。证监会发行部门对于拟上市公司的法律合规、盈利能力等各方面秉持严格的审核标准,在IPO发审过程中,重大负面信息可能导致审核中止或延期。大部分拟上市公司为避免影响IPO的顺利进行,面对此类敲诈往往会举手投降,付出额外的上市成本,成为哑巴吃黄连的“苦主”。

上市前连续被敲诈160万

2017年3月至7月,李、孙二人获悉A公司正在筹划股票首次发行的消息后,就以A公司侵犯专利权为名多次恶意发起诉讼,并向证监会恶意举报,同时向A公司发出要挟,以延迟、拖延和影响上市来逼迫A公司与他们签定所谓“专利实施许可”协议,以授权使用专利为名勒索A公司。

当时A公司正处于上市的关键时期,知识产权官司因为牵涉到专利权侵权与否的技术调查,周期往往很长,有时要拖延一两年,为确保上市,A公司负责人无奈接受了李、孙二人的要挟,以人民币80万元私了。

这钱太好赚了!贪心不足的李某并没有因为A公司的妥协而放过。7月底,李某、孙某虚构了已将公司名下专利独家许可给另一家公司使用的事实,伙同该公司法人高某,再次恶意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A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并指使高某向证监会实名举报。A公司最终又被迫私下和解并再次支付80万元。

两次吃了哑巴亏的A公司心有不甘,在公司上市事宜尘埃落定后,最终选择向警方报警。

据上海警方调查,除了A公司在上市前受到李某等人敲诈勒索以外,全国还有多家企业曾遭受过这一犯罪团伙的敲诈。

2015年至2016年,李某同时以10多项专利侵权的名义对B公司发起诉讼,因B公司在明知没有侵权的情况下,基于李某起诉关联的专利过多,应诉成本过高,被迫与李某签订和解协议,支付和解费用为5万元人民币。

2015年至2017年,李某又在C公司融资阶段时,以多项专利侵权的名义发起20多起诉讼,并向多家网络购物平台进行投诉,致使该司产品下架,C公司在明知没有侵权的情况下,基于担心诉讼影响融资的原因,被迫与其签订和解协议,支付和解费用22.5万元。

2017年10月,李某又在D公司深市主板上市前以三项专利侵权(其中一项专利在起诉时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委员会宣告无效)的名义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向证监会举报该公司侵犯专利权,D公司在明知没有侵权的情况下,基于担心诉讼影响上市的原因,与其签订和解协议,被迫支付28.8万元。

专利侵权与否是一道“命门”

李、孙等人手中储备了六七百项专利,待合适的拟上市企业出现后,再借专利诉讼之名敲诈勒索。警方称,其公司没有任何实体业务,营收大部分来自诉讼和“和解费”,而其专利大都是模仿其他品牌,技术含量低。

只要拥有的专利不是捏造的,很难界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专利的来源,不论是自身研发的还是购买的,对专利侵权的正当性并无影响。囤积专利并不违法,起诉他人专利侵犯也不存在“恶意”一说,侵权是否成立以法院的判决为准。如果侵权成立,索要赔偿完全合法。在法院未判决前,恶意起诉专利侵权一说并无法律依据。

与正常专利纠纷案件不同,李某等人的目的并不是争夺专利权,只为在目标企业融资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等关键环节,以专利侵权诉讼的手段对该企业进行敲诈。他们的特点是一边打官司,一边对企业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企业交出财物,这符合敲诈勒索的罪行特征。

涉及专利诉讼,企业上市的计划可能被终止,而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周期又很长,通常至少需要一年半载。犯罪分子知道企业在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耗不起,上市时间推迟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利用这种心理和规则来敲诈勒索。一旦碰上坚持不妥协的企业,李某等人往往会在最后阶段选择撤诉,以降低作案成本。警方调查中也发现了大量撤诉的案例。

四大关键点透析勒索实质

据上海公安局经侦总队介绍,本案是目前破获的首例以提起知识产权诉讼为威胁,利用发审规则向企业非法索取巨额钱财,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本案的侦破有力维护了拟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及资本市场的公平正义,对此类扰乱资本市场发审秩序的行为极具威慑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通过采访办案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就本案梳理出以下聚焦点。

一是犯罪嫌疑人的专利来源

经侦总队相关人士表示,犯罪嫌疑人李某从事知识产权工作多年,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一些公司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漏洞,李某借用工作接触到的渠道和经验,开始有意识地积累和掌握一些知识产权专利。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李某掌握的专利,绝大多数不是通过投入人员、资金去研发和发明的,而是通过模仿、借鉴、抄袭,然后通过正规渠道将其包装成专利权。从类型来看,多是产品外观、包装方面的专利,真正有技术含量者寥寥。

“拟上市公司企业规模往往较大,专利数量较多,成千上万个专利往往分布在不同的领域,但企业可能知识产权意识并不强,没有事先对专利可能存在的纠纷进行排查。犯罪嫌疑人往往会从专利储备中挑选对拟上市公司产生重要影响的专利,进行专利权的诉讼来达到敲诈的目的。”上述经侦总队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二是诉讼结果

犯罪嫌疑人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理由发起诉讼的最终目的并非通过司法手段维护知识产权,而是利用企业不愿因诉讼导致企业IPO被中止这一心理,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因此,如果对方愿意就案件打长久战,为了控制诉讼成本,犯罪嫌疑人往往会选择撤诉,调查发现,李某撤诉案件多达40余起。

三是如何界定正常专利诉讼与以专利诉讼为手段实施敲诈勒索

经侦队相关人士介绍,该案中对敲诈勒索的费用是以转让专利的名义索要的,对公司提起诉讼也是合法的。但判断是否构成勒索的核心有两点,即主观目的和行为发生的时间节点。从主观目的而言,本案嫌疑人并非因为正常的争夺专利而进行诉讼,而是将专利诉讼作为敲诈勒索的工具;从时间节点而言,诉讼所设专利嫌疑人早已掌握多时,而发起诉讼的对象多为拟上市或拟融资的企业,所选时间也均为企业IPO审核期或融资关键期。

“该案的巧妙之处在于表面的合规和实质的违法,表面上提起诉讼是合法的,最后双方达成和解转让专利也是合法的,但是否构成勒索,实质重于形式,这在罪与非罪、逻辑证明和取证能力方面对侦查人员的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经手此案的上海公安局经侦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四是该嫌疑人对同一家拟上市公司进行了两次敲诈,行为恶劣

拟上市公司为不影响IPO审核在被迫支付了相关和解费用后进行了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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